赵汀阳，1961年生，广东汕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导，国务院特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武士才，国家“文假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伦理学。·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编者按】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是当前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重组的迫切需要。由文化自信开启的文明自觉，迫切需要一种驻足中国门路实践的认知态度和知识体系，重塑一种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知识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的重塑将不仅对于中国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主体性的乐成重塑，将揭开遮蔽在貌似普遍客观的认知态度背后的认识论霸权，重新开启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重新认识人性在差别文明和历史条件下所展现的缔造性，为人类解决配合难题，富厚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体系重建问题，涉及到关于人性、关于存在、关于认识等基本哲学问题的重新认识，知识体系重建的关键是哲学看法地基的清理和重新奠基。本刊特邀赵汀阳先生撰文，对今世中国哲学的处境举行富有思想原创性的探讨，深刻展现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问题。我们期待通过赵汀阳先生的文章，能够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动员哲学“三大要系”的加速建设。

摘 要：本文讨论了今世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焦点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势，另有西方哲学在中国化历程中生长意义续篇的可能性。

同时也讨论了知识考古学和哲学元语言的问题。关键词：中国哲学；分类学；知识考古学；元语言一、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中国哲学(一)书架的隐喻书店的分类学靠近图书馆，但尚有书店的思量和理由。

在有的美国书店，与英美哲学气势派头大异的法国哲学著作都被安置在文学品评或艺术理论的书架上;在一些英国书店，只有后现代气势派头的法国哲学才被归到文学品评或艺术理论;法国和德国书店更靠近图书馆，无论何种气势派头的欧洲英美哲学著作都在哲学书架上。但在以上这些书店里，中国哲学基本上只能到亚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书架上去找。

书店的分类学不是错误，书店最清楚读者的阅读倾向。法国哲学的读者更多是体贴艺术的人，所以归入文化批判或艺术理论，而中国思想的西方读者更多预期看到的是文化特色而不是理论，所以归入文化研究或亚洲研究。中国哲学因其命名而成疑问。

除了逻辑上的知识分类理由，福柯发现分类学还附带政治或权力的理由。如果根据世界哲学团结会的分类学，就会有各地哲学，好比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或阿拉伯哲学等，这种标签提示的只是产地。产地无关紧要，成为争议的是，就理论性质而言，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属于哲学。2001年曾有过关于中国哲学正当性的辩说。

但“正当性”的提问自己就很是可疑，容易把学术引向学术政治而陷于“谁的正当性”的莫须有申辩而自取其辱。哲学的本意就蕴含思想自由，提出某种哲学的正当性问题自己就不正当，是个伪问题。

思想或知识的分类学才是一个有效问题，根据功效，通常分类为哲学、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但功效分类并不意味价值高下。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意义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哲学自己的反思。

自百余年前引入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有了参照系，因此自命名为中国哲学。中国固有跨文化传统，然而西方哲学如此强劲，以至于未能“化入”而只是“移入”到中国思想空间中而形成内部坚持。中西哲学并不经常发生争论而处于相互隔离的消极状态，可是真的没有配合语言或配合问题吗？这个问题直达哲学自己:是什么使一种思想成为哲学，或者说，什么是哲学问题？什么是哲学的语言？就哲学的无限可能性而言，哲学的唯一主权者只能是理性思维自己，不行能受限于某种文化或某种语言，但其中仍然存在若干需要分析的疑问。

(二)解释学与特殊化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现代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这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任何思想就其自己而言，都以人的一般身份去思想，而思想工具也被假定为人所共有的普遍问题。

因此前现代的人不会专门为当地而思想，各地思想代表的都是一般观点的人，而不是某地之人，所有地方都被视为同样的世界。切斯特顿有个例子:从未去过他乡的廷布图人(非洲马里的古城)却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视廷布图为宇宙，呼吸的不是地域空气而是世界之风”。(切斯特顿，第26页)同样，古希腊人从不怀疑他们的哲学是普遍的，先秦人也相信其思想是天经地义。

所有特殊标签都是现代的粘贴，其泉源或可追溯至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自我定位为普世教，于是所有“异教”文化就被界说为地方性的。既然思想在本源状态上以普遍思想去思考普遍问题，本源思维也就是无态度的，因为任何态度的视野都小于普遍性而不足以表达普遍性。思想不行能是一个走向既定终点的一定计划，如果一切只有一定性，知识就成为整个精神世界，既没有哲学也没有诗，无可思想就不需要思想了。思想的工具是所有可能性，因此思想的天性趋于无穷开放而容纳无穷变量，即黑格尔痛恨的“潜无穷”。

也许宇宙是一个“实无穷”存在，但那是科学问题。对于哲学来说，思想大于宇宙，思想向思想的一切可能性敞开，或者说，思想是由无穷可能性组成的，思想平等地看待一切可能性，所以是无态度的。以思想为思想工具是哲学，所以哲学是形而上的反思;以思想之外的事情为思想工具是历史或社会科学，因此是履历知识。生活是文化的，纯粹思想却是反文化的，哲学、逻辑和数学都是反文化的。

就思想的无态度而言，怀疑论可能是纯度最高的哲学。文化、情感或境遇都形成特殊化的有我之思。

思想的特殊化意味着思想脱离无差异的普遍本源而客居某处，为了在某处安居就必须化客居为定居，一旦思想成为特定文化的定居者，也就成为思想的客居者。当哲学被限定为希腊哲学、中国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视域，就都意味着哲学脱离普遍本源的客居，无论定居于何种文化或何种语言，都是思想的他乡。

海德格尔相信哲学只在希腊语或德语中，这个想象却事与愿违地证明晰远离思想本源。哲学可以客居于任何一种文化或语言，但没有一种文化或语言能够占有哲学，哲学不是黄金、石油或土地，任何哲学的特殊占有论都意味着思想的背井离乡。

在差别水平脱离本源的情况下，哲学确实总是怀乡，但哲学之乡是逾越任何文化的全视域的高维时空。本源性的思想必以一目了然的语言提出一目了然的普遍问题，因此具有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

兼备此三种性质的问题都是本源性的。哪些问题切合此三种性质而组成本源问题，需要通过“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来确定，或许应该是人类只要行为或只要思想就一定遭遇的问题，这样才足够基本。我在有限的逻辑考古和知识考古中，试图推断至少有两个满足直接性、自明性和普遍性要求的本源问题:一个是否认词。

否认词是对可能性的拓荒，或者说，否认词发现了可能性，因此“不”是第一个哲学词汇;另一个是“共在”。对于任何可能的存在，共在先于存在，所以共在是任何一个世界之所以可能的初始状态。(参见赵汀阳，2017年，第53－62页;2013年，第235页)显然另有更多的本源问题有待发现，在此岂论，但肯定都是具有形而上学性质的“简朴”问题。

至于自由、真理、意义、伦理或政治，这些问题特别重大，却不是本源问题，而是人类建设了制度化秩序和知识化解释之后才形成的庞大问题，即制度和知识所生成的问题，而本源问题却是先于知识的或前解释学的问题。对传统、文本和意义的不停解释组成了一种语言和文化自我求证和自我强化的历程。

通过解释学的运用，语言或文化在意义再生产中形成特殊化，从而排挤系统外的证明而形成自证效果。可是，特殊性无法占有普遍性，不懂中文或德文仍然可在此外语言中思考哲学问题。

一种语言也许没有能力完全表达另一种语言的秘密，所谓翻译难题，但每种语言距离思想本源是等距的，各自发现了相同或差别的哲学问题。英语、法语或德语所发现的哲学问题就不完全一致，但都具有哲学性。德语哲学更多地讨论了超验问题，英语哲学更多讨论了履历问题，法语哲学更多讨论了连通超验和履历的能指问题。

听说中文更多讨论了人生问题，这个自我定位似乎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自我想象的“比力优势”，然而中国思想对人生的看法未见得更为高明，仁者见仁而已。中国思想的真正长项可能在被相对忽视的别处，好比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文本解释学，或曰经学，本是文化内部的一种经典学问，但如果扩大化为解释整体文化以及明白任何问题的一般广谱方法，就会导致文化自限性。文化固然需要自我解释，在自我解释中的意义繁殖使文本生成一个富厚的意义世界，背负着不停复制的情感、规范和偏好，其复制性形成了自证性的效果，文本息争释的相互承重加固了一个特殊化的意义世界。但自我解释的过分应用会形成限制富厚性的自闭性，无论解释何等富厚，终究被约束在基于经典文本的意义世界里而与真实世界拉开了距离，经典文本酿成了思想的界线，取代了本源问题而成为一切思想的泉源和凭据。

这是文本对思想的篡权，认真实问题替换为文本问题，生活空间换位为文本空间，思想就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度和缔造性。原来，经典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思想更靠近本源问题，但解释学或经学忽视了一个事实:经典文本纵然伟大，但文本却不是真实问题自己而是替身。本源问题不行分散地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占有一切时间而始终在场，与现实一体而在。

这个事实意味着，解释学或经学在思想中不具有本体职位。作为学问，解释学或经学是文化传承和生产意义的方式，具有不行替代的重要性，但不能被扩大化应用，甚至酿成知识生产的唯一方式，那样就酿成对思想的限制。解释学或经学因具有无穷复制性和自身强化能力，因此常用于强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学术政治。

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把自身重复误认为自我确证，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甚至可能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基础。经典是思想的模范，却不是思想的界线。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或经学化，在中国传统中有着更突出的体现。

西方也有强大的解释学传统，但科学和逻辑思想更为强大，因而科学和逻辑占有了学术思想的本体职位。中国传统中不存在比解释学或经学更强大的气力，于是发生了文化整体的解释学化。

宋明理学阻挡汉儒的自闭性经学传统，却另外生长了以“心得”为准的主观解释学或主观经学，虽有新解，却无能力逾越经典的界线，也未逾越解释学的思维方式。只要缺乏在思想气力上强过解释学的思维方式，好比科学或逻辑，就不行能逾越解释学。事实是，自汉代以来中国知识生产的主要方法论是解释学，于是中国思想在整体效果上酿成相识释学。这个特色传统甚至可追溯至孔子的“述而不作”，只管孔子自己的思想是缔造性的。

整个文化解释学化的努力效果是，传统得以无穷复制而永不停裂，其负面效果是，除了古代经典，再也难以发生新经典，思想因此走向贫乏。只管并非完全没有新经典，但总的趋势是新经典越来越少。

缺乏新经典意味着文化的老化，或许在复制中有幸无限期存活，但也是无限期的暮年状态。虽然今世问题时而触发“少年中国”的活力，但总体上是解释学传统排挤了或漠视思想创作。

经典提出的问题都曾经是前沿问题，都具有谁人时代的今世性，但只有被今世问题重新激活才具有这个时代的今世性。只有此时的今世性能够激活那时的今世性，才气证明经典问题的在场性或值得在场。然而并非所有经典问题都永远有效，部门仅限于“那时现实”的特殊问题已经失效，转化为史学的工具而不再是哲学问题。(三)语言的诱惑或身体的诱惑思想本源既然是普遍的，就不会拒绝任何一种语言。

每种语言都直达真实，因此都能瞥见普遍问题。但因其路径差别，每种语言的文学方式具有某种不行通约性，因其特殊性而形成排他性。人不行能占有普遍性，因此试图占有特殊性，并以特殊性去宣称特权。

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普遍有效的问题和理论，好比关于理性、知识、真理、自由和公正的研究。但也有一些问题只在西方语言的地方知识中特殊有效，我愿意举出“存在”(Being)这个最有西方性的问题。“存在”不是本源问题，而是语言的想象。

这个分析哲学式的判断令人反感，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必须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可能谜底选项，如果只有唯一选项就不组成问题，而是伪装为问题的事实陈述。例如“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就是伪装为问题的陈述，因为谜底只有一个，即有物存在。如果无物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思想了，因此，存在不是问题。

问句并不即是问题，问句可用于学校里的知识性提问，而问题期待的是对可能性的发现。以康德式的例子来说，5+7=？是问句，而12是唯一谜底;当12=？这就是问题了，因为可以有多种可能谜底。哲学从问题开始，而不是从事实开始。

“存在”所以被误认为哲学问题，是因为在西方语言中存在是一个系动词而且可以名词化。借助名词化的语法功效，存在从事物那里脱身独立出来酿成一个分外工具，酿成了被提问项，而实际上，存在是任何事物自己的状态，没有独立意义。

这个由语法造成的特殊语言现象，在作为元语言的逻辑语言中就显示为冗余的，因为x即是xis。纵然在自然语言中，“存在”有语法功效，但在思想上也是冗余的，说到“白马”就意味着“白马存在”。需要澄清的相关问题是，存在(is)不即是实存(exist)。

上帝存在于观点中，绝对圆存在于几何学中，孙悟空存在于《西游记》中，但都不实存。无论某物存在还是实存，都可化归为一组界说或形貌性的存在论答应，甚至化归为结构步骤。所以，存在只是一个语法功效，不是哲学问题。

中国的许多思想观点也精密附体于中文语境，但通常与语法无关，而在于文学化的具象性，与其说是观点不如说是意象，例如道、阴阳、气、天，寄义深广，但其思想性难以挣脱文学性。另一些观点在实质上是形容词，例如玄、虚、空、静，甚至只有文学性。

这些观点在逻辑上难以分析或界说。文学性可为思想增加吸引力，但严格地说，文学性对于理论是多余的。

许多形容词指向主观履历，其感悟或可至深，但无理论功效，而作为意象的观点虽非主观履历，但所蕴含的可能性过于发散而难以定位，也有理论化的难题。关于中国思想的模糊性，有一种辩护认为，模糊性不是缺点，反而意味着逾越了理性和逻辑的更高境界。

道家、佛家或儒家都相信心理境界高于理论，相信身体性或私人性的修养能够逾越理性思维而直达至性恒道。身体性和私人性的无敌魅力在于小我私家拥有自我解释的特权，因此自我意识可以拒绝任何外在尺度，这种自我主权是一种危险的诱惑。

只要身体性和私人性被赋予思想的最终解释权，就是指定了利便秘诀，意味着思想和真理不需要智力和劳动，只需一念。主观性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于拒绝外在尺度，因此不行能从主观性的外部去批驳唯心论。这是主观唯心论长盛不衰的基础原因。

但主观性并非真的无懈可击。主观性可以拒绝外在性，但至少需要自身具有内在一致性，否则自我消解，因此，要否证主观唯心论，就只能从主观性内部去证明主观性自身不具有内在一致性，从而使主观性发生内在崩塌。从主观性内部去否证主观性，这是高难度的哲学论证，一直到维特根斯坦提出“反私人语言论证”，无人发现这种可能性。

维特根斯坦从主观性内部去解构主观性的要点是:似乎驳不倒的主观自我证明在于私人性，那么一小我私家必须保证自己能够明白其私人性的意义，等价于拥有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私人语言，因此私人履历可以等值地“映射”(即一一对应)为私人语言。私人语言不行破译，纵然公然，他人也无法明白，因此区别于密码。密码只是变形而隐藏起来的公共语言，一旦破译即可明白。意义的生存方式在于规则和可重复性，私人语言却无法为自己建设规则和可重复性，因为私人语言的词汇、语法或操作必须是一次性的才气保证私人性，可是也因此使每一个意义都瞬间消失而无法保值。

这就是主观性的内在悖论。所以，私人语言不存在，也就不行能形成思想。意义和思想只存在于公共语言中，否则一无所有。维特根斯坦论证的气力在于，没有借用外在尺度，仅以主观性的自身悖论证明晰主观性无法自证。

维特根斯坦论证虽然针对的是西方的主观唯心论，但对于依赖主观性的中海内圣之学也同样是无法回避的挑战。我想给出一个增补论证，进一步说明私人性的局限性。私人体悟如何确认其境界高度是个难题。通透、澄明、了悟、静虚、空灵或神明之类的形容词无助于事，因为没有分辨力。

如果每小我私家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效果就是每小我私家说什么都不算什么。在思想中，形容词的作用趋于无穷小，但对于体悟，除了形容词，再无可用之材。既然不存在客观尺度可以确定主观境界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那么，任何状态都可以被任何人自认为是境界的最大值，效果是，在主观性中无法区分最大值或最小值。

既然主观性不含分辨尺度，也就无从组成思想。试图绕过理性和逻辑的思想很难成为理论，深刻的履历可以促成伟大的文学，但不是哲学。

把中国思想本体落在追求体悟的人生论之上，恐怕是一种可疑的解释。即便主观体悟真的能够实现内圣，也只是私人成就，也不行能“自我坎陷”而实现外王。关键在于，私人性没有能力转换为公共性，两者之间存在着跨界鸿沟。

文明、社会、秩序和制度肯定是通过实践性的智慧而建构的，这是一直被相对忽视的重要思想资源。(四)文化与文明，文学与理论以人生论为焦点和特色的中国哲学定位是相对于西方哲学比力出来的自我意识，恐非历史真实。

决议中国文明生死生死的精神广泛存在于建设时空秩序的思想和实践里，包罗制度、农业、史学、历法、兵法、诗词、书画、中医、营造等，正是这些实践智慧缔造了中国的文明、社会和历史而且维持着中国文明的存在，而人生论没有能力缔造任何实在。仅就哲学而言，在思维方法论、政治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美学中的思想也远比人生论更有建构性。

无论人生论何等高明，也不足以兴国富民治国安邦，更不能发现技术或缔造制度，无以解释中国文明的连续生存力。不能解释文明的存在论事实，就没有触及基础问题。

选中人生论来代表中国哲学显示出文人之见的局限性。文人体贴心田生活、人生意义和彻悟境界，而倾向于忽视作为文明基础和生命力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水利系统、医疗卫生系统、修建与都会等建构性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所有建构性的文明努力，从生产、制度到思想，都试图克服人类的磨难问题，而生活的意义就从中生成，可以说，文明的基础意义就在于克服磨难的实践。追求体悟的人生论是一种有特殊意味的当地文化，却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种种文化各有不行通约的人生明白，无法比力崎岖。

如果实践能够化为心理，外在问题能够化为心田问题，世界早就酿成最好世界，人类早就皆大幸福了，可见化道为心，无非镜花水月。纵然万物的意义皆备吾心，也还是推不出政治哲学、伦理学和科学，也无助于内圣而外王，更没有革新世界的能力。

其实，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假设很有疑点，并无可信的理由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就是说，内圣并不是外王的充实须要条件，甚至不是须要条件，至多是或然关系，而且是概率很是低的或然关系。我疑心内圣－外王的框架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门路错误，即试图把政治哲学酿成心理学，把形而上学也酿成心理学，而这两者在思想和实践上皆无可能，也不是周孔的原儒思路。这里涉及文明与文化之别。

文明与文化一体存在，但却是两个观点。在自然秩序的可能性之上建设的人为秩序，包罗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秩序，称为文明。按中国传统说法，自然秩序是天道，人为秩序是人道。

希腊也有类似区分，自然秩序有物理(physis)，人为秩序有法理(nomos)。在昔人的生活里，文明与文化本无区分。但文明之间的深入来往展现了文明内部存在着不行通约的文化，于是发现了存在着文明和文化两个层面:可通约的层面是文明，不行通约的层面是文化。

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一种建构秩序的能力具有异地有效性或移植有效性，或者说，具有脱语境(de-contextualized)的有效性，那么就是普遍有效的文明，否则是当地有效的文化。一般以“技术上可以权衡”为尺度来界说文明，因为技术是可通约的。好比欧洲善建石质修建，中国善建木质修建，这两种技术显然是异地有效的文明，而教堂和四合院的气势派头属于文化。

技术水平只表达了效率，在此还需要思量精神建构能力的普遍性。具有普遍性的精神能力可以界说为解决普遍问题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可以被普遍模拟，就是说，如果一种文明发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论有能力解决某种普遍问题，那么肯定具有脱语境有效性，同样可以用于解决异地发生的类似问题。纵然异地居心拒绝某种有普遍能力的理论或制度，也仍然无法否证这种理论或制度的普遍性。

精神能力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观点系统、分类学、形而上学、方法论、时间和空间的制度、历史性的体制(regime)以及种种理论对人为秩序的建构中，这些秩序支配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仅是知识和价值观的基础，还划定了生活空间、生活方式、人际来往、配合体甚至感知事物的习惯。可见，除了技术指标，文明还意味着可普遍模拟的精神能力。以此来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期望未必总是如愿。

文化特色具有自限的特殊有效性，纷歧定具有普遍有效性，在他者视野里可能是一种美学景观或异国风情，纵然推广到全世界成为商业卖点，也不即是世界性。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技术、思想和制度是文明，而文化未必有普遍性。好比甲骨文，既是文化也是文明;青铜器的图案是文化，而其制造技术是文明;科举制的考试内容是文化，而考试制度是文明;郡县制的内容是文化，而作为文官治理制度是文明;孙子兵法自有文化性格，但作为最早的博弈论和战争理论是文明。

中国文化蕴含的文明许多，但基于体悟的文人精神某人生论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与此类似，故事与文化靠近。

只管故事可以广义明白，但在大多数语境里，通常不把科学理论好比牛顿力学或爱因斯坦相对论先容为“故事”，就是说，故事更容易遐想到文化特色、特定历史或地方事迹，相当于人类学所谓的“地方知识”。地方知识对于当地人永远感人，对于他者却是人类学工具。因此，除非故事蕴含普遍理论，否则只是个体性的，无法被普遍模拟，因而缺乏普遍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思想属于文学还是理论。

这个问题只涉及分类学而与价值判断无关，事实上，文学和理论同样重要。如果文学容易遐想到小说和诗歌而忽略其他文本，也可以把问题替换为:叙事还是理论，或者，修辞还是理论。罗蒂早就认为，真理的观点误导了哲学，其实哲学无望成为反映真理的“镜子”，只是各自有效的文本或叙事。根据这个思路，文学是哲学的合理形式。

在今世语境下，可能大多数哲学家会同意哲学不是镜子，但恐怕还是差别意文学即是哲学。中国的思想文本显然更趋近于叙事而不是理论。事实上，中国精神传统的最主要传承形式是历史叙事和诗词书画。

哲学是理论还是文学，自己就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谜底，也许哲学在文本形式上可以是文学，但须包罗足够的理论性才是哲学。

从今天哲学的生长来看，哲学的任务确实不是发现真理，但肯定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问题，或者说是思想无法回避的问题。好比柏拉图的政治循环退化论、商鞅－韩非的赏罚决议论、荀子的互助导致冲突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休谟关于应然和因果的怀疑论、康德的先验论、维特根斯坦的游戏理论，等等。无论是哲学、物理学或数学的问题，其重要性都不在于深刻，而在于无法回避的普遍性。只管哲学、物理学或数学问题自着方法或技术上的高难度，但问题自己是简朴显白而普遍有效的。

正如《周易》所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系辞上》)。真正深刻的事情属于理性无法分析的神秘履历。

文学就包罗深刻而神秘的特殊履历。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缔造的履历很是深刻，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不仅缔造了深刻履历甚至还提出了哲学问题。然而有哲学见识的文学不即是哲学，哲学终究需要理论来建构想想秩序，如果思想没有秩序，就很容易在主观性中发生意义消散。

我们尚未发现在理论化之外能够为思想建设秩序的方法。中国思想并非没有理论性，只是被文人学问所轻视。

根据年月，孙子兵法或许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理论，早于孔老，也早于柏拉图。周易、尚书、孔子、老子、墨子、管子、孟子、荀子、公孙龙的文本里也包罗差别水平的理论性。经学传统和心学传统对学术的轮流统治导致了理论性的退化，经学把思想酿成相识释学，心学把思想酿成了心理学。但这并非否认经学和心学的价值，只是存在着功效错位，经学和心学属于文学传统，却错位田主持了思想，以致于把百家思想以及实践性的理论都另存为文人学问之外的档案里，酿成次要或歪路学问。

农学、天文、历法和中医实际上都比文人学问更具理论性，原因是，实践问题无法大而化之，而需要建设思想秩序来处置惩罚。中国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这是个更需要分析的问题。

我想征用两个例子作为一般隐喻。一个例子是中医。以科学尺度来看，中医的观点息争释规则都缺乏可证实性和确定性，然而中医的观点、规则和尺度在自身系统内是自洽的而且有实践效果。中医并非私人语言，其模糊度来自“具身性”(embodiment)(参见和少英、姚伟，第1－8页)，即身体是到场明白所需的工具。

寒、热、温、凉、上火、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浮、沉、迟、滑、濡、细、结、洪、和、清、补、消之类观点，以及“脉滑如盘中滚珠”之类陈述，恐非“具身性”不行明白，但这些观点和陈述有其外在所指，并非主观理想。通常的解释是，中医明白的人是一个由种种功效组成的生物学系统，而不是部件组成的物理学系统，中医所谓的心肺肝脾肾都是功效观点，与阴阳五行的哲学假设一致。对人的系统化和功效化明白有着合理性，但阴阳五行的假设却比力可疑，至少缺乏可证实性和一定性。

只管中医的形而上基础有争议，但中医是中国形而上学最乐成的应用哲学。可以说，适用于“中医”隐喻的中国理论都属于特殊有效而非普遍有效的理论，例如中国的自然形而上学，包罗阴阳五行太极八卦在内，以及美学或艺术理论就属于这个类型。另一个隐喻是围棋。

围棋的元定理具有高度哲学性。围棋先验设定的是非零和博弈，不存在胜者通吃的性质，输赢只是个相对量;另一个元定理设定了万物平等观点，每个棋子的权重是平等的，不存在品级制;再一个元定理是，每个事物的存在及其赋值是完全动态的，每个空间位置和每个时间点的意义或权重都是未知数，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势和时机，意味着空间和时间具有不行分的一体性而且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关系。不难看出，围棋的性质、定理和规则所蕴含的思想具有普遍有效性，这一点已由人工智能所证明。围棋的隐喻旁证了中国哲学中至少部门思想具有普遍的理论性，尤其是，围棋的思维模式与中国思维的一般方法论之间有着同构性，这种方法论也广泛见于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

可以说，先秦大部门思想都属于“围棋”隐喻规模内切合普遍理性的思想，因此是哲学。秦汉之后，中国思想中的不行通约身分逐渐增加，很大水平上与经学和心学传统有关。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哲学是“家族相似”的，只管面目各异，但至少有着部门配合问题。哲学在特定语言和文化中恒久生长而形成各自的“家谱”，如以福柯的谱系学对种种家谱举行分析，则会发现存在着差别水平的不行通约性;但如对思想举行“基因分析”，则可看出有着配合的普遍问题，因为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终究是高度相似的，至少是高度相关的。

因此也可以说，从表述层来看，思想出现出家谱性，而从问题层来看，思想出现出普遍性。因此，哲学在家谱性上是希腊思想传统的专名，在思想基因上是对本源问题举行反思的通名。如何将特殊理论转化为普遍理论，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个例子是，道的观点有着深度哲学性，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一体动态，开拓了以“状态”去明白“事物”的维度，可是道的观点尚未从文学转化为普遍理性上可确认的原则。(五)分类学的语境切换和结构切换常言中国文史哲不分居，其实并非中国特色，而是前现代思想的共性。

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之前，西方思想也不分居。中国思想不分居被确认为特点，是与现代西方思想相对而言的。切分一切是现代的主导思维方式，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知识分科、生产分工、主权分立、政治分权、权利分有，如此等等。

但切分思维并非始自现代，事实上，人类文明的一个基础就是分类，从文明之始就一直在分。如荀子所言，礼的本质在于分。所有文明都需要分类学，只是现代西方把切分法发挥到极致而成为显著特征。

人类不具备直接明白整体性和无限性的能力，因此切分之术就是分而知之的技术，分类学成为了语言、知识以致文明的基础。对分类问题的最早反思是孔子的正名或称名实原则，但亚里士多德建设了成熟的分类学。

分类学不仅界说了事物和知识的时空摆设，还指派了事物和知识的秩序，进而划定了意义关系、社会职位和政治职位，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福柯把分类学看作是秩序的建构。如果一种分类学通过语境和结构切换而被替换为另一种分类学，肯定就会泛起“物种性”的变化。中国思想的分类学被替换为西方哲学的分类学就是一个案例。

中国原有的分类学，以观点系统而论，周易和周书确定了道、象、变易、天地、阴阳、五行、天下、礼乐、德化、协和等基本观点，儒家增加了仁义、名实、忠恕、中庸等基本观点;以知识生产而论，六艺为基本模型，后转化为五经，又有经史子集之分，如此等等。百余年来引进了西方分类学，在时间上，以西方哲学的时段来划分新旧思想;在空间上，以西方哲学的学科，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以及学派主义，唯心论、唯物论、可知论、不行知论、履历论、先验论之类，来重新切分中国思想。其得其失，难以一概而论。

中国思想的结构切换与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写作密切相关。诸家差别水平地皆以西方的分类为准来重述中国思想，其中所借用的西方观点和结构多以19世纪欧洲哲学尤其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参照。

这个选择除了政治因素还尚有中国精神偏好。胡适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耿云志、王法周，第3页)。其实谢无量参照西方哲学史写法的《中国哲学史》(1916年)早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纲领》(1919年)，但被认为不够哲学化，“没有把历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清理出来，把经学、史学、文学质料一锅煮”(同上，第4页)。

这是已往的明白，如以今世哲学趋势来看，谢无量的写法恐怕更切合哲学的新视域。胡适的写法在他的时代实是大有创意，他以知识论为哲学的最高尺度，而政治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甚至形而上学都被边缘化，诸子百家都化归为知识论来分析，其效果是化所长为所短，于是先秦哲学以墨子、荀子和公孙龙为英华，而孔老庄孟降为相对次等的思想。此虽为前无昔人之见，却使中国哲学经络断裂，失去主体性、整体性和连贯性，实为失真的重构。

其实墨子和公孙龙在一般知识论上并无重要成就，倒是一种有价值的原始分析哲学，胡适不知道分析哲学，没有论及这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年)虽晚于胡适，但影响最大。冯友兰直言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门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所谓中国哲学家，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冯友兰，2011年，第6页)但冯友兰不愿意如胡适那般全盘西化，他把西方哲学的分类整理为三部六目:宇宙论(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理学;伦理学)和知识论(知识论;论理学)。

其中所谓心理学不是研究知觉系统或神经病的心理学，而是研究与物理相对而言的心之理，主题是“人究竟是什么”(同上，第3－4页)。这个分类并不完全忠实于西方分类学，而是中国化的西方分类学，从中可见冯友兰试图在西方框架内为中国哲学摆设一个有利位置，即三得其一的人生论。如忠实于西方哲学的分类学，恐怕并无“人生论”这个学科而只有伦理学。

研究人的观点，在古希腊主要属于政治哲学或知识论，在中世纪属于神学，在现代则属于形而上学;至于人生意义，在古希腊并未成为专门的哲学问题，相关的反思见于悲剧(悲剧对运气的展现)，在中世纪属于神学，在现代则主要属于文学。可以说，把人生论设为学科，是在西方框架里的中国式改装品，堪称西表中里之创作。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以人生论为中国哲学之基础和强项，而且以人生论去包罗伦理学。与西方伦理学相比，中国伦理学未见优势，双方都是强项，各有不行替代的见识。

于是，关于人生的体悟，即人生论，便被筛选作为中国思想的“强项”。在人生反思上，中国所以强正是西方所以弱的原因，西方关于人的运气解释托付给了宗教和神学，而中国无宗教，必就人生而反思人生，因而用力最多。

然而人生履历的细微深刻之处更多表达在诗词文章琴棋书画之中，此种艺术化的履历难以理性化分析因此难成理论。冯友兰借用一个西方观点“审美一连体”来解释中国思想:“在审美一连体中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一个整体”。(冯友兰，1985年，第32页)基于这个美学化的思想事实，李泽厚有理由把中国文化明白为“乐感文化”，甚至把美学明白为第一哲学(参见李泽厚，2005年;2014年)，以此赋予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性质。

如要坚持审美化的思想方式，同时又试图把中国思想纳入西式框架，美学为本的思想结构就是一个最有深度的选择。另一本影响广泛的中国哲学史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纲领》(1937年)。张岱年也根据西方哲学尺度来取材，理由是:“以西洋哲学为尺度，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否则的”。(张岱年，第19页)但他尚有重建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努力，其计谋是“以问题为纲”来建构中国哲学史:“在探寻问题的时候，虽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序次，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

(同上，第6页)问题虽有差别，但张岱年仍然接纳了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知识论)的结构，同样以人生论为焦点，因为“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经常第一句讲宇宙，第二句便讲人生”，而且“宇宙的基础原理，也即关于人生的基础原理”。(同上，第275页)1949年后，中国哲学的西化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看法的进步论来完成。以侯外庐为主的团体创作巨作《中国思想通史》(1956－1959年版)(参见侯外庐等)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下对中国思想史的相对最全面的叙述，除了根据德国哲学尺度而归入哲学的思想科目，更包罗了宗教、政治、社会、历史、逻辑以及经学的思想，除了兵法、农学和中医思想少有论及，虽未到达中国思想的全视域，但有着全视域的倾向。

这种全视域的方法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其其时是很是前卫的哲学视野，试图将现代性的所有方面都酿成哲学批判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全视域来自黑格尔，但比黑格尔更宽阔，尤其是纳入了经济学。全视域哲学在厥后很长时间里被归入可疑的“弘大叙事”，现代哲学试图模拟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倾向于专业化，直到思想成为一地碎片才重新思量到全视域问题。

在今世知识配景下，究竟哪一种全视域更能把中国思想转化为哲学问题，仍是需要探索的未来。可以说，至今尚无一种中国写法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思想切换到西方的问题语境和结构中，这种努力得失参半，其努力效果是对中国哲学的建构作用。

半存于主客不分的“审美一连体”之中的中国思想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而且美学化的思想虽有履历内省，却缺乏理性反思——心理反省不是思想反思——因此难以理论化。反思基于理性化的怀疑论，而缺乏怀疑论才是中国思想的最大短处。庄子灵感式的履历怀疑论并不是理性怀疑论，虽有机锋却没有进一步开拓问题。西方哲学的每次突破都始于怀疑论开出的新问题，怀疑论实为哲学的问题发作点。

典型例子是笛卡尔和休谟。笛卡尔怀疑缔造了我思进而缔造了主体性;休谟对因果观点的质疑以及实然推不出应然、已往推不出未来的分析是现代知识论和伦理学的序曲，尤其是引发出康德的先验论。

缺乏怀疑论就缺乏新问题，而缺乏理性分析就缺乏理论。正因为怀疑论和理性分析是中国思想的弱项，所以中国学问的结构不完整，善学而不善于问，模拟复制之学远胜开拓之问(先秦除外)。孔子所谓思想二患，学而不思触目皆是，而思而不学其实少见。

就系统化地整理中国思想而言，引入西方哲学的结构使中国哲学有了却构，实有建构之功，尤其在“学问”中增强了“问”的比重。从副作用来看，改制为西式结构同时也是对中国思想的解构。中国传统思想的脉络改制为西方结构并无脱胎换骨之奇效，反而把中国思想自身酿成了生疏化的他者，西化的结构使中国的思想与履历之间有了隔膜，思想不能充实解释履历，而履历也不能充实支持思想，精神世界的这种破裂的效果是，中国思想失去了主体能力，却同时拥有中西两个他者。在理论上说，他者越多世界越富厚，但把自身也酿成他者，却是亘古未有之事。

西化的结构转换把原本一体化的文脉酿成相互隔离的学科知识而使文史哲失去互证互释的思想立体性，切断了整体思想的流动性而使问题的性质发生变性，问题被逐出原来的生态而变得无助、伶仃和琐屑，读者难免对中国哲学顿生黑格尔式的藐视。被解构的中国思想为了保住中国本色而着力强化与西方哲学不行通约的人生论，虽有特色，但缺乏普遍意义和气力。

人生论对生活没有规范性的(normative)公共建构，终究只是私人境界。无论中国哲学史的西化写法的建构之功是否大于或小于解构之失，问题是，至今我们尚未生长出此外写法。在引入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之前，不存在中国自己的哲学史写法。

有些被追认为与思想史相类的作品，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司马谈之《论六家》、班固之《艺文志》、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未见思想的历史性脉络，实为学术阶段性综述。中国思想中哪些问题在哲学上最有价值，另有待重新发现和识别。李泽厚的努力有着显着的中国意识，他借助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进步论和儒家的混淆结构来重新明白中国哲学，试图发现有别于存在论的中国自己的本体论基础，他缔造性地发现了“度”的方法论和“情本体”(李泽厚，2005年)，还解释了巫史传统。

“情本体”在学界有争论，但李泽厚确实发现了一个恒久被忽视的问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或有助于发现中国思想的深层问题以及重构哲学史。

我们可能尚未充实发现中国思想的“知识型”，即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看法。福柯借用的是古希腊的观点Episteme，原指关于一般理念的普遍知识，区别于对详细现象的特殊知识或主观意见。埋在文化深处的知识型并不直接表达在表层叙事中，所以是知识考古学的工具而不是解释学的工具。

知识考古学是对未知或不自觉的深层思想的重新发现，有别于对已知文本的解释。知识考古学反思“知识型”，而解释学发生“学问”。

思想在于切中要害，学问在于信息量。文人推崇学问而回避思想，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新问题和新思想，学问也在复制中失去活力而萎缩。就传统知识而言，今人的学问比昔人差之甚远，这一点已显示了因缺乏新思想而导致学问萎缩的现象。我们通常读到的中国思想来自文人选定的文本，只是中国思想的片面表达。

纵然是经典文本，也在逐步收缩，大致上被收敛为儒家，百家被边缘化，以至于儒家险些即是中国，这无疑是失真的。甚至在儒家内部，包罗荀子这样的重要资源也被边缘化，儒家进一步收缩为经学、理学和心学。如此不停收缩，难免掩盖了中国思想的知识型。

二、中国化的西方哲学(一)中国时间内外的今世性释教中国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具有宽容性和内化能力的证据。中国的思想空间远大于释教，思想维度也远多于释教，因此有很大余量可以从容安置释教的位置并加以新解。

当引入西方文明，中国遇到比自身强大的他者，虽宽容之而食而不化。西方也有宽容观点(Tolerance)，但意思是，虽然讨厌异己，但在政治或伦理上容忍了，要点在忍。所以Tolerance应译为“容忍”而不是宽容。安乐哲(Ｒoger Ames)建议把中国的宽容译为accommodation，即与人利便、宽以待人，要点在宽。

这是我见过的最佳译法。宽容之后才有内化，即化为己有。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最终是否能够为中国共享并化为自身的思想，这是个问题。

西方哲学批量涌入中国造成思想史上难过一见的景观:无论哪个时代的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全都具有今世性。固然，中国会根据西方时间表对西方哲学举行排序，但在中国时间内外，从希腊、中世纪、文艺再起、启蒙运动、现代或后现代以致今世的西方哲学，全都具有中国当地时间的今世性。在中国时间里，西方时间性被压缩空间性，被压平的西方时间出现为一个富厚到拥挤的思想空间，于是形成所有西方思想都被赋予今世性而成为平行选项的奇观。如此奇观自有很是原因。

其主要原因是后进心理:所有西方哲学在中国时间里具有今世性，是因为西方的世界职位表示了西方思想就像其物质一样先进，因此，任何时段的西方哲学都被认为同样领先于中国，对于中国也就具有同等今世性。其实物质与精神未必同步一致，这个非理性的理由并无学术性，不值得讨论。次要原因则意味深长。

西方思想两次批量涌入中国，一次是晚清到上世纪30年月，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月到今天。批量涌入意味着西方长时间积累的思想同时到达中国，于是具有同时到港的今世性，对于中国都同样具有取经价值。以第二次批量涌入为例，其中虽有部门西方思想在第一次涌入时曾经到达，却在中断后卷土重来而再次具有新意。

从希腊哲学到康德和黑格尔，从法兰克福学派到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守旧主义，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维特根斯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在80年月同时涌入，接着在90年月又涌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激进左派、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等等。到2000年后，西方思想就险些现场同步涌入中国了。80－90年月涌入的西方思想跨度极大，险些是整个西方哲学史。

这个时间变空间的奇观形成了应有尽有的思想市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经典理论因职位重要而有着持久的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经典都获得平等重视，其中可见中国偏好。马克思、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和罗尔斯获得了最为持久而广泛的支持，但也有阶段性热点，近十多年来的新热点是法式哲学(不限于法国)，然而怀疑论、英国哲学、分析哲学、休谟和维特根斯坦则一直被相对冷遇，尤其是分析哲学，与玄学、经学和心学传统截然不同，素为中国学者所不喜。

中国精神既求平等却又崇威权，心向自我而误解小我私家，重视心理而忽视逻辑，倾心文学性而不是理论性，善于灵活解释而短于理性分析，倾向“人文眷注”而不是科学。这些偏好很大水平上决议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选择。被选中的西方哲学，或多或少用来与中国思想相互印证。

然而中国思想真正缺乏的是理性的怀疑论、逻辑分析和理论化的方法，此三者却被边缘化，并没有遵循众望所归的“缺什么补什么”原则。今天世界的主要建构，从物质到制度，从技术到艺术，都来自西方，就是说，世界是一个西化的事实，西方造成的问题酿成了世界的配合问题，所以无法回避或拒绝西方哲学，在今世条件下，回避西方哲学即是回避现实。传统中国哲学没有遇到过今世如此这般的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也就未曾思考过相关问题。

例如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明白，如果只是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的明白不切合中国传统所明白的人的观点，即是答非所问。人工智能肯定没有义务必须做成中国古代所明白的“人”，而中国传统关于人的观点也不足以明白和应对人工智能的问题。

不能拒绝西方哲学的另一个理由是，西方哲学生长了基于逻辑的多种方法论，在取长补短的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哲学的重构很是重要，特别是逻辑分析、游戏分析(维特根斯坦)、博弈论、知识考古学(福柯)等。这些方法论是无态度的因而普遍通用。

(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中国哲学身份疑案的另一面是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这个问题有别于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前者已经发生，后者尚未开始。

我想以后者为入口而迂回地明白前者。社会科学是现代西方的发现。社会科学试图模拟科学，但这是不行能也不应该乐成的目的。如果乐成，必是人类的终极灾难。

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是人的行为方式、行为所建构的一切结构、以及行为所依据的主观世界(心理、欲望、信念和文化)。人的行为领域包罗无数不确定的自由变量及其不行测的动态关系，相当于极端庞大的函数关系。

社会科学徒劳地试图发现这个函数关系中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常数”(稳定的模型或确定的纪律)，以及哪些变量具有更大的权重。纵然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或逻辑表述，也不行能有一个一定解，人的无穷庞大性决议了社会科学不行能成为科学。

如果万一社会科学酿成了科学，效果将是人类所有行为都可由人工智能来摆设、预测和控制，人将退化为动物，可称之为“文明的重新蛮荒化”，虽然这个悲剧不太可能成真，但部门悲剧性效果或可能泛起。无论如何，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已经建设了规范化的假设和规则、通用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法式。中国本无社会科学传统，只管西方建设的社会科学规则未必正确，固然可以修改，但如果未能到达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韦伯、涂尔干、索绪尔、纳什那样决议或改变学科性质、解释规则或分析模型的力度，就不存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是否具有中国特点不是重点，问题是能否提供或建设新而普遍有效的研究范式。与社会科学受限于给定通用规则的情况差别，哲学不是一种现代发现的思维模式，而是任何文明随着生活一定遭遇的基础问题而自然发生的反思，虽然是希腊把反思基础问题的思想命名为哲学，但并非其他文明不存在哲学所指的思维运动。中国本有相当于哲学的富厚思想资源，因此，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并非对思想空隙的拓荒，中国的形而上学早已开拓了一个有潜力的思想空间，而且提出了与西方哲学相同或差别的问题，这是进入中国后的西方哲学无法回避的中国“水土”，因此有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化身成为新观点或扩展观点的中国哲学的一部门。

于是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举行互助而形成配合问题和配合创作。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如何实现有效的语言转换。

语言的意义附加值深如冰山，西方观点转入中文，一方面失去了部门本义，另一方面增加了新的寄义，因此必须思量其中的损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不行能是佛学中国化的今世重演。一种外来的知识要被化为己有，自身必须拥有比外来知识更大容量的思想空间或能够举行重大改制。西方哲学的思想空间比中国哲学更为辽阔，至少多出逻辑学、知识论和怀疑论这三其中国哲学所无的维度，更有现代生长出来的分析哲学、科技哲学以及与多种社会科学混淆而成的更多新坐标。

中国哲学不行能将西方哲学安置在既有空间里，而西方哲学也不足以反客为主地将中国哲学安置在其空间里。另外，西方哲学自身一直在更新，不行能像停止生长的印度佛学那样被中国片面加以改制。因此，合理的久远未来，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是配合创作一个足够富厚而可共享的思想新空间，即一种新观点的哲学。

就可见的前途而言，西方哲学有可能在中文里借助语义重构而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树状分支。如果语义重构是可能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是否会泛起差别于西方线索的演化，或者是否与中国哲学混淆而酿成一种跨文化哲学，是未知数，也是期望值。(三)正宗性，意义续篇和元语言引入西方哲学属于取经，于是会遇到“真经”或正宗性问题。

正宗性假设了原教旨的权威，于是思想就卷入了变相的宗教养争辩。其中有几个问题:(1)仿造版本是否能够复制原版的真义？(2)模拟的思想是否能够比原生思想更好地明白自身？(3)派生思想是否能够演化出比原生思想更好的版本？如果(1)是可能的，那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就不属于中国而仍然属于纯粹的西方哲学;如果(2)和(3)是可能的，那么就走向跨文化的西方哲学。据维特根斯坦理论，一种语言游戏牵动的是整个文化。

因此，除非复制他者的整个文化，否则不行能完全如实明白他者。既然不行能酿成他者之“实”，就不行能如实，这意味着任何明白都不如实，都是改写。那么，客居在中文里被改写的西方哲学意味着什么，在改写导致的意义分叉条件下，中文化的西方哲学会成为什么样的哲学，这是问题。固然不清除有的中国学者只用西方语言，不用中文。

只管隔离中文不即是更好明白了西方文化，但仍然可把只用西方语言研究西方哲学的事情归入西方的西方哲学，与中国无关的这种情况不在思量之列。如果西方哲学表达为中文，而翻译不行能连带复制他者的整个生活、历史和思维的意义，于是翻译的不行能性就意味着明白的不完全性。既然原教旨是不行能的，五十步和百步的误解是否有差异。

如果不计入文人相轻因素，是否有理由相信五十步好过百步并为自己的五十步而感应一种可疑的自豪。我们找不到一定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明白更靠近原教旨，也缺乏一定理由来说明改写的限度在那里，无法确定什么是过分诠释。更令人疑惑的是，改写也同样能够生产有价值的意义，于是改写成为一种诱惑。

清除天南地北的胡扯，“认真的”改写虽与原义有歧义，但并非不相干，只不外在另一个偏向上延伸出新的意义，因此，意义分叉未必是歧途，也可能是努力的建构。如果一种衍生意义有助于形成新问题，那么意义的“歧路”就可能通向一个新空间。以一个旧案为例。

听说当年西方哲学的若干专家认为李泽厚的名著《批判哲学的批判》是对康德的曲解，因为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现代心理学重新解释了康德问题，使康德的先验论结果消失在实践所建构的心理中，所谓“履历变先验”。先验性未必能够化归为履历和心理，但李泽厚在意义分叉中提出了富有意义的问题，指出了心理蕴含的秘密比通常想象的多。

要求明白的正宗性本是为了确立解读的专业性，但附带的潜在危险是把西方文本经学化，解读的正宗性就可能因此变性为教条，效果在教条化的专业性中反而失去哲学思想的专业性，就是说，教条的专业性不即是哲学的专业性。哲学的自由天性决议了思想会不停发生意义变异，类似于基因变异，那么，需要分析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意义变异对思想空间具有建构性或有所增益。严格地说，并不存在“在中国的西方哲学”(除非不使用中文)，客居于中文里的西方哲学在翻译中就已经成为某种水平上的中文化的西方哲学。

众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基本观点，理念、存在、绝对、本体、现象、元(meta)、逾越性、超验性、先验性、履历、真理、自由等，在中文里所蕴含的意义与西方本义都有着意义分叉或变异。携带着分外增殖的中文信息的中文观点引起的中国化意义涌现，如此差别于西文原本观点的寄义，以至于为了标示出“这个”中文观点其实意思是“谁人”西文观点，叶秀山不得不大量加引号，以此拒绝中文意义的腐蚀性。但无论如何，当西方哲学存在于中文里，就陷入了中国的语境、意义域甚至整个生活的八卦阵，意味着西方哲学与其原本语境形成某种水平的脱节，注定背井离乡，也注定了只能在中文里重新生长。

如此，为了确定问题和思想的普遍意义，就需要一种逾越语言巴别塔状态的元语言。一方面，元语言必须逾越自然语言，因为自然语言背负着不行共享的语境;另一方面，元语言又必须是自然语言，因为只有自然语言才有足够富厚的视域和靠近事物的能力。

逻辑和数学虽是百科通用的元语言，但逻辑和数学只是通用的形式语言，缺乏表达所有事物性质所需的维度，因此不足以检测哲学的富厚内容。所以，哲学的元语言只能是合乎逻辑或者说向逻辑看齐的自然语言，就是说，哲学的元语言不行能完全逻辑化，仍然需要保留自然语言的多种“口音”。参照分析哲学的努力，我想象的是清除了形容词以及逻辑上无法界说的观点的纯化自然语言，因此元语言缺乏文学性，不能用于表达主观性，但具有表达任何关系和性质的形貌(descriptive)能力，于是元语言可以成为一种检测语言的语言，即检查观点、命题和问题是否具有理性上的普遍意义，类似于哥德尔把数学系统映射为哥德尔编码来检查数学系统的合理性。

分析哲学的努力可以明白为试图建设一种哲学专用的元语言，其中使用了逻辑和科学化的表述。就其意图来说，分析哲学并不是想成为某种哲学，而是哲学的哲学。

维特根斯坦是史上第一个元哲学家，他发现了元哲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通用方法，只管分析哲学的两个学派都受惠于他。然而分析哲学的努力没有完全乐成，只是部门有效，分析哲学的语言在逻辑化水平上过于苛刻，削足适履地使哲学损失了太多意义，而且视野受限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尺度，缺乏哲学所需的全视域，虽善于分析知识问题但不善于分析人文和价值问题。但无论如何，分析哲学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方法论遗产。

现在哲学的元语言尚属于想象，相当于想象中的哲学坐标，用来查询、定位和检测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果一个观点或命题在元语言中可以被明白，就具有普遍意义，也就一定能够保值地转换为另一种自然语言，而通不外元语言的意义检测的观点和命题，就意味着无法挣脱不行通约的原生语境而属于文学。可以想象，通得过元语言的意义检测的西方哲学观点和命题就肯定可以脱离原语境而异地生长，成为重植于中文的哲学。

这可能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关键一步。而更关键的另一步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需要从复述西方哲学转入分析问题和理论推进，从文本为本转向问题为本。

就现在来看，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以复述为主，文至末端，其实仍然是开头，尚未开始对问题的研究。如果一种思想能够在异地重新生长，肯定意味着能够生长出“意义续篇”，而不是止步于复制。如果一种思想始终仅仅是学习和模拟的工具，那么意味着尚未消除异己性，仍然不能化为当地的思想技术。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西方哲学研究，其实对中国古典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着以复述为主而没有进入问题的局限性，如前所述，中国古典思想也酿成了被生疏化的他者而被不停复述。

意义续篇在历史中经常发生。欧洲哲学就整体而言是古希腊哲学的差别气势派头续篇，更典型的续篇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同源而各自缔造了新问题和新传统。释教的中国化也是一个意义续篇，但这个续篇有一个疑点，省略了因明学的佛学在思想性上恐怕是釜底抽薪的损失。

可以类似地想象，如果我们生长了一种放弃逻辑论证的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逻辑相当于西方哲学的骨架，抽掉骨架就解构了。中国思想整体的解释学化，包罗经学化和心学化，导致在古代放弃学到因明逻辑的时机，而且在现代继续回避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三、结语:哲学之城(一)思想的公共自由空间有个颇为可疑的说法认为，科学起源于哲学。

事实上科学恐怕更多受益于逻辑学和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发现，与哲学只有次要相关性，主要是借用了形而上学观点以便归纳综合履历。然而哲学观点对于履历科学在差别水平上是误导，科学的成熟历程也是不停扬弃形而上学观点的历程，例如对科学最有用的因果观点也被修改为在履历上可以明白的相关性和概率。

不外，社会科学确实来自哲学，而模拟科学。社会科学试图把“有谜底的”问题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把“无谜底的”问题留给哲学。社会科学从哲学破裂出去，虽然大大缩小了哲学的领域，但反而使哲学的真正性质从所未有地清晰起来:哲学问题都是永无定论的，所以哲学需要知识却不是知识，需要学问却不是学问，不是“述”而是“作”，即发现可能的思想维度，除此之外，哲学无事可做。既然哲学不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恰如其名地探索一切智慧，那么肯定以普遍理性为主体而以思想的一切可能性为工具。

哲学一方面试图化时间为空间，为时间建设空间性的秩序(事物的观点化)，同时又试图化空间为时间，让空间具有动态性(观点的历史化)。这个状态使哲学出现为一个思想的无限都会。所有的思想门路终将搜集于一个公共的自由空间，即哲学之城，就像大都会一样具有无穷可能性和庞大性，任何问题都可以袒露，所有矛盾同时存在。

都会不怕矛盾，只怕缺乏可能性和活力。当哲学之城容纳一切思想而成为世界性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哲学就都可以进入哲学之城。康托的无穷荟萃被想象为一个内在一致而有无限容量的宾馆，能够入住无穷多的客人。哲学可以被想象为无限容量的都会，但不需要一致性，因此，哲学之城就像都会一样藏污纳垢充满矛盾而发生活力。

无论是逻辑性或动态性的，无论观点或意象，无论是化时间为空间的空间性思维，还是化空间为时间的时间性思维，只要提出普遍而须要的问题，或无法回避的问题，就都具有思想的增值性。哲学之城是制造思想问题之地，永无定论的问题是维持思想活力的条件。

因此哲学之城也是未来之城。通常认为哲学研究永恒的问题，但更合理的定位是:哲学研究事关未来的问题。在逻辑上看，永恒蕴含未来，但在存在论上，应该反过来说，未来蕴含永恒。我们只是假定而且相信某种问题是永恒的，但不行能事先证明其永恒性，永恒性永远有待未来的证明，而未来永远是未知数，因此，未来性蕴含永恒性，只有总是属于未来的问题才具有永恒性。

一个可连续的哲学之城以未来问题为工具，也总以未来问题来重新解释传统，而这是传统存活的唯一方式。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里，传统先于未来，但在问题在场的时间顺序里，未来先于传统。

不能被未来激活的传统终将死去。携带着未来消息的问题，全球政治、世界治理、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虚拟世界、量子力学、跨学科庞大科学、跨学科社会科学、跨文化人文知识，如此等等，都预告了在未来世界里的所有事情将越来越具有普遍相关性，而且，未来世界将发生每种文化都未曾遭遇的新问题。未来消息的一个表示是，现代性或启蒙思想所建构的制度、思想和价值观很是可能部门退场或改版，因为现代的思想和建制无法回覆未来世界提出的新问题，现代性与未来性不兼容。

如前所论，现代性之长技在于切分一切，因此，现代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界限”(权利)和“支配”(权力)，而未来世界的存在论基础是普遍相关性(普遍关系化的存在方式)和共在性(时空和资源共享)。未来世界将为科学和技术所界说，今世科学和技术倾向于以普遍相关性去明白万物而且系统化地控制万物，因此，未来世界的存在方式是万物的智能互联，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将是关系和共在。这意味着思想迫切需要视域革命和方法论的革命，新的哲学问题将越来越具有世界性、配合性或跨文化性。人工智能将很是可能大幅度提高思想的普遍交流能力，种种文化的观点、语言、知识生产方式也将因此趋同于人工智能可明白的方式以便告竣相互明白。

这是个喜忧参半的前景。思想的高度可通约性将推动世界的趋同化，而趋同性却暗含着无聊化。

因此，哲学之城需要普遍语言也需要特殊语言，需要一致性也需要矛盾，需要文学和哲学既冲突又息争，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经常性冲突和经常性息争中发现思想的时机。在哲学之城中，哲学的国别性将变得不重要，这里正在讨论的中国哲学身份问题可能将消失于无形，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有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而是消失了，而消失就是“解决”。

(二)永远重新开始的哲学哲学只有“今世”一个时态，所有哲学——如果是哲学的话——都具有今世性。今世性一方面蕴含未来，同时又意味着始终不离本源，就是说，哲学的今世性就是本源的今世性，哲学在每个今世时刻都回到本源。

只要人类没有酿成另一个全新物种，哲学就不行能脱离本源，只能不停让本源出现今世性。在人类的初始状态，生活的所有基础问题都已经同时涌现出来，否则生活从未开始。

那些组成生活基因的本源问题界说了生活，任何思想都没有能力逾越本源的界线，所以说，除非发生物种革命，否则思想不行能逾越本源问题。生活通过开拓可能性而让本源保持今世性，因此，本源问题附体于生活而始终在场，以基因的形式存在于所有可能性之中，思想在对可能性举行拓荒时始终携带着本源的气力。对可能性的拓荒使本源具有今世性，因此，所有本源问题都指向“作”而现身于生活的所有创作之中。先秦许多文籍都纪录了先王时代值得铭刻的对生活可能性的拓荒之“作”，这种团体影象说明晰一切问题都始于“作”(创制)。

(参见赵汀阳，2013年;2016年)对未来可能性的拓荒——所谓“作”——就是本源问题的在场证明。本源问题就是具有未来性的问题，如果失去未来，就是不存在。所以，哲学永远重新开始，总是以今世状态去展现本源。

哲学史的观点因此酿成一个疑问。教科书式的大多数哲学史都从思想的中间环节(好比希腊或春秋)讲起，即从文本上可确认的哲学史讲起，而且以为思想的中间环节是令人惊讶的突然起源，不仅省略了在此之前未分化的综合思想(好比荷马或诗经)，更省略了不见经传而存在于考古学中的最早思想问题。事实上，思想没有令人惊讶的突然发生。苏格拉底或孔子都不是哲学问题的开创者，其他人也不是。

从希腊或春秋讲起的无源头哲学史遗忘了思想的初始条件和本源问题，而本源问题意味着人类从混沌到秩序的思想拓荒，包罗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发现。缺乏思想考古学的哲学史是不完整的。

思想考古学早就开始了，例如周易、礼记、荀子、霍布斯、福柯、罗尔斯、奥尔森、艾克斯罗德等，在差别路径上设想并分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最可能或最合理的普遍初始状态。与历史考古学差别，思想考古学的工具不是隐藏着的文物，而是贯串一切人类时间而始终在场的本源问题。

历史考古学寻找古老事实，抵达事实是历史考古学问题的终结;思想考古学寻找本源问题，而哲学问题却永远是问题。每一种哲学都重新开始，哲学之城需要思想的所有可能性，所以需要每一种哲学。参考文献：［1］阿赫托戈，2020年:《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履历》，黄艳红译，中信出书社。［2］冯友兰，1985年:《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书社。

201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3］耿云志、王法周，1997年:《〈中国哲学史纲领〉导读》，见胡适《中国哲学史纲领》，上海古籍出书社。［4］和少英、姚伟，2020年:《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载《思想战线》第2期。

［5］侯外庐等，1956年:《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书社。［6］李泽厚，2005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14年:《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中华书局。

［7］切斯特顿，2011年:《异教徒》，汪咏梅译，三联书店。［8］张岱年，2015年:《中国哲学纲领》，商务印书馆。［9］赵汀阳，2013年:《第一哲学的支点》，三联书店。

2016年:《惠此中国》，中信出书社。2017年:《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

转自：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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